服饰文化：辽夏金元多民族共融的精美记录

  辽夏金元处于古代民族融入中原的活跃期，这一时期的服饰文化发展从一个别有风味的侧面记录着当时民族大融合的波澜壮阔。服饰形制、衣饰种类、装饰风格、织造工艺等方面的传承发展历史，实质上是北方多民族文化最终汇聚为具有统一性的中华文化的演进过程。

  服饰变化是中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明显标志之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依据。在北方民族服饰的发展过程中，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奠定了服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服饰的融合开启了唐代以中原礼制为代表的中国冠冕制度和基于鲜卑服与西域胡服融合而成的常服传统的“双轨制”，奠定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基调。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就已然浮现包裹在青铜器上的丝织物痕迹。辽夏金元的丝织物更为丰富，从丝织种类、装饰风格和织造工艺看，主要融入唐宋文化的因素，还有来自中亚、西亚文化的影响，从更加细节的层面体现出北方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及西域以西民族的文化碰撞、包容及形成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实验小学的畲族师生们深入俞源历史古村落，身穿民族盛装，体验畲族传统文体游戏、美食、歌曲。通讯员 连旭敏 摄

  《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服饰在中华文化中不仅是衣服，还承载着彰显礼仪、尊卑、名分的功能，这在服饰形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然而，服饰形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变化融合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之中。

  辽代从“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到“大礼并汉服”。辽代早期形成南北分俗而治，确立了衣冠制度。据《辽史·仪卫志二》记载，辽代早期北班服饰按照契丹人的习俗以长袍为主，男女皆然，上下同制，南班汉人服饰为汉族装束。契丹在建立辽朝后，开始形成南北分治的冠带制度，南班服饰就是继承了后晋遗制，直到辽代中期才有所改制。“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1]可见，辽代中期以后，服饰上的严格规制发生很大变化，随着契丹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逐步深化，契丹人可以穿汉服，汉人也可以穿契丹服。辽代衣冠制度的变化反映了当时宫廷至民间都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互鉴。

  西夏官服融合多民族特点。关于西夏文武官员和庶民的衣着在《宋史·夏国传上》有记载：“文资则幞头、鞾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银束带，垂蹀躞……”[2]可见，西夏文官服饰有宋代流行的幞头，武官服饰却有北方游牧民族盛行的“蹀躞带”。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西夏的服饰主要受到宋代的影响，但因创建西夏政权的“党项”属于北方游牧民族，在戴毡冠、穿窄袖衫和佩戴“蹀躞带”等习俗上又与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古代民族具有共性。

  元代服饰承袭汉制又兼自身特色。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衣着也充足表现了这一特点。元代的丝织服饰，无论是文献记载的名目，还是墓葬壁画的人物衣着和出土实物的样式等，基本上承袭了两宋时期的服饰艺术。其中，官服长期沿用宋式，直到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服制，但仍与汉制存在共同点。《元史·舆服志》中记载，元代曾明令“庶人不得服赭黄”，这与《旧唐书·舆服志》所载的“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具有一致性，黄色与帝王服饰相关联也是元代服制与汉制相融合的一个体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桑养蚕和生产丝织物的国家，在5000多年前就出现了蚕和罗绢等实物。各地遗址出土的罗织物、绢片和丝带等，不断填补着我国服饰发展的历史，丝织物的较早使用也给服饰工艺留足了交流与发展的时间。

  辽代服饰工艺和装饰技艺与唐宋相关。契丹人在阻午可汗时期就开始发展纺织业，到耶律阿保机伯父述澜时种桑植麻、纺织衣布。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7号辽墓出土的冠、长袍、短袄、裙、裤、套裤、手套、靴等，质地有绢、纱、罗、绮、锦、绒圈等。内蒙古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出土的帽、长袍、短袍、袄、长裤、短裤、裙、面料，质地有锦、绫、绮、罗、缂丝、绢等。绵袍、织锦在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丝织物中能找到同类的样式，这些锦绢罗绮等辽代早期衣物的制作技艺，多有唐代服饰艺术的因素。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烟色泥金印花缠枝牡丹纹四绞罗这样的泥金印花织物则是在宋朝颇为流行的织造工艺。内蒙古科左中旗小努日木辽墓出土的纱、绮、绫、锦、罗、绢，工艺考究，绣工精美，与宋代丝织物非常接近，多数应从北宋传入。

  西夏服饰的编织技艺与南宋时期具有一致性。宁夏银川市西夏陵区182号陪葬墓出土了素罗、纹罗、工字绫、异向绫、茂花闪色锦等，其中异向绫和茂花闪色锦与江苏省金坛宋周瑀墓、福建省福州市南宋黄昇墓出土的同类丝织品不同，但在编织技艺上又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内蒙古额济纳旗老高苏木遗址出土的穿枝牡丹纹丝织残片、小团花纹丝织残片、牡丹纹刺绣残片，写实性较强，具有淳朴的民间气息，与宋代丝织物的装饰题材和制作流程与工艺呈现出一致性。

  金代将宋的织金工艺融入服饰制作之中。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齐国王完颜晏夫妇合葬墓出土的袍、衫、裤、裙、腰带、鞋、袜、冠帽，质地有绢、绸、罗、锦、绫、纱，技法有织金、印、绘、绣，绣法又有辫绣、打籽绣、贴布绣、盘香绣、圈金绣等。织金锦使用的金线都是将纯金箔狭条加捻后包卷于芯线上，形成金光的圆金线，也称捻金线工艺。女真人早期衣着面料多为布和皮，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贵族服饰面料开始采用织金工艺制成。齐国王墓出土的丝织衣物，所采用的织金技法有编金、描金、印金、圈金、钉金、贴金和影金，这批保存完好的织金丝织衣物弥足珍贵，记录了与宋代织金工艺的融合。

  元代织造技术带有明显的南宋风格。内蒙古镶黄旗哈沙图墓葬出土了织金锦、提花罗、印金绢、绫等，其中的绫在唐宋时期很流行，但该绫织物织造比较粗犷和厚实，与唐宋的纤薄轻盈形成鲜明对比，应为元代改造的特点。元代统一全国后，从江南挑选10余万丝织工匠（蒙古人称之“巧儿”）到官府手工业作坊中从事织造，同时从中亚等地迁移大批工匠充实纺织业，包括了为数众多的织造织金锦的高手。这些不一样的地区的工匠相互交流技艺，共同推进织金锦技术的推广和提高，使得这一时期的北方丝织物在织造技术上都带有明显的南宋和西方风格。

  服装纹饰是增强服饰精致性和展现服饰风格特色的重要部分，辽金夏元服装上的装饰图案特征也充足表现着民族融合时期的文化互动与交融。

  辽代服饰出现唐宋常见的团窠图案。从考古发现的实物看，辽代服饰既保留契丹民族的特点，又融入唐宋服饰的风格，还受到西域及以西地区文化的影响。辽代服饰装饰纹样出现大量的团窠图案，如团窠卷草对凤织金锦长袍、大窠卷草双雁蹙金罗残片、描金团窠仕女纹绫残片等。这是唐宋丝织物最常见的装饰图案，唐代文献有独窠、两窠、四窠绫的名称记载，宋代文献也有大窠织锦之名，说明融入唐宋装饰图案的风格。从考古发现的辽代丝织衣物看，早期主要受到唐代的影响，正如赵丰所说：“团窠是唐代丝绸纹样的传统，到辽代依然是最流行的纹样单元。”辽代中晚期在延续唐文化的基础上更多受到宋文化的影响，或者从宋地传入，如衣物上的植物花鸟就是宋代普遍流行的特征，被辽代所继承和推广，联珠纹、摩羯纹又是转借唐代深受中亚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此外，根据文献记载，辽代设置榷场和市，与高昌、西北诸部、高丽、女真、铁离、于厥、靺鞨、渤海等进行商贸交易，这中间还包括了帛、布、绢等丝织物，也能看出辽代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金代服饰装饰题材与唐宋相类。《金史·舆服志下》就有女真族服饰“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3]的记载。常服上的装饰图案与女真人四时捺钵捕猎不同的动物以及环境色有关。金代女真属于游牧游猎民族，服装颜色与环境接近能够更好的起到保护的作用。冬天多喜用白色，春天则在上衣绣以“鹘捕鹅、杂花卉”及熊、鹿、山林等动植物纹样，同样有麻痹猎物、保护自身的作用。金朝的仪仗服饰，以动植物为主要装饰题材，如孔雀、对凤、云鹤、对鹅、双鹿、牡丹、莲荷、宝相花等，并以宝相花的大小区别官阶高低，装饰题材也与唐宋时期汉族图案相类，纹样形式则与元代相近。

  元代服饰纹样具有丝绸之路交流特征。内蒙古达茂旗明水墓是元代古墓，出土了黄褐色织金锦袍、织锦风帽、缠枝花卉织金锦裤脚、缂丝靴套、异文织锦残片、紫地珠搭鹿纹织金锦辫线袍残片、黄色织锦绢棺壁贴、红地方搭织金绢、黄地方搭花鸟妆花罗腹衣、缠枝菊花飞鹤花绫、彩条纹绸、绢靴帮黄色绢残片等一批丝织物。这批丝织物中的织金锦主要产自北方的汪古部之地（汪古部族世居之地为辽金属地），缂丝荷花是南宋所常见，宝相花纹样继承了唐代的风格却向写生方向发展，应与南北方文化交流、逐渐趋同有关。对狮、对禽图案和撒答剌欺织锦技术，与10至12世纪中亚丝织物上的纹样和工艺相近，表明这一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

  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服饰文化的交融，其实质上是不同民族文化最终汇聚为具有统一性的中华文化的历史过程，而中华文化认同又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熔铸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前提与基础。因此，辽夏金元服饰文化交融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的心理纽带和交往途径，为中华文化认同形成与发展规律提供历史演进的支撑，也是多民族共融的中华物质文明结晶。

  （作者张景明系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刘纯系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北方多民族服饰文化融合及中华文化认同实证研究”（19ZDA183）、北方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草原丝绸之路族群迁移和文化交流互鉴与中华文化认同实证研究”（2020KYQD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