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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藏羚羊,这个成立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的汉子,在可可西里无人区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有着众多和索南达杰一样的巡护员,用生命和汗水,默默守护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绿水青山。
这一次,我们走近守卫长江生态的协助巡护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巡护员,他们曾经是向母亲河索取的捕鱼人,如今转身为守护母亲河精灵的护鱼人。
如今,百余名巡护队员坚守在长江干流以及两湖流域,协助当地执法部门开展巡护工作,打击非法捕鱼等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保护长江江豚、中华鲟、长江鲟等长江水生生物资源。
7月28日,宜昌渔政码头。往上游望去,可远眺葛洲坝水电站,这一带水域地处中华鲟核心保护区。
56岁协助巡护员谢顺友,举起楚天都市报记者分享,那是前一日拍到的江豚画面。
长江边长大的他,儿时的夜晚,是在渔船里听着江豚换气的“呼呼”声入眠的。直到今天,每一次再见江豚,他总有少时的惊讶和欢喜。
老谢的身份特殊。2018年1月1日起,宜昌中华鲟保护区全面禁捕,区内从事捕捞作业的渔民全部转产安置。同年6月,宜昌组建江豚协助巡护队,6名自愿退出渔业捕捞的渔民成为江豚协助巡护员,他们放下渔具,接过聘书,从“捕鱼者”变为“护豚人”。
老谢就是这其中之一。禁捕之后,为了谋生路,老谢干过一段时间保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江豚协助巡护队的招募信息,他坚定了自己应该干什么。
当协巡员不仅工资比以前低,而且还面临和违法分子斗争的危险,家人不理解。老谢说,临江坪江段曾是江豚最集中的活动区域之一,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江豚明显减少,“再不行动起来,娃娃们再见不到子了。”
28日当天,宜昌长江水位51.23米,流量40000立方米/秒。依规定,当长江流量大于30000立方米/秒时,江豚协助巡护必须由航巡转为陆巡。
巡查开始之前,谢顺友打开“江豚管家”APP,向记者演示工作流程。巡护中,要仔细查看江段是否有非法捕捞、偷排污染物等违法现象,一经发现,及时向渔政部门举报。并且要拍照、记录江豚出现的地点、出水次数、出水头数等,及时上传。
去年冬天,队长何保兵发现有人用粘网非法捕鱼,这种极为细密的渔网当地人称“断子绝孙网”,一网下去,鱼苗都不能幸免。何保兵配合渔政部门暂扣了非法捕鱼工具,等他骑电瓶车赶去下一个巡查点时才发现,电瓶被人剪了。上个月,队员刘承林在抓捕非法电捕鱼者的过程中,伤了手臂。
在劝阻非法捕鱼、非法采砂、非法排污的行动中,协巡员受伤、挨骂,是常态。“不就是挨撅嘛(宜昌话:挨骂),能把江豚守好,值!”谢顺友对记者说。
与违法分子过招,除了有勇还得有谋。7月28日下午,临近晚饭时间,谢顺友的手机响了,群众举报有人在长江支流布置“地笼”偷偷网鱼。来不及吃饭,老谢和队友立刻赶往现场。
老谢加入了好几个宜昌本地的渔友群,“我能掌握第一手动向。”他还开通了抖音账号,每每在巡逻时看到江豚,都会将视频上传到网络。
“不是为了赶时髦,而且借助年轻人都喜欢的方式宣传江豚、号召大家一起保护江豚。”老谢说,他的抖音号“江豚巡护—谢顺友”总能收到环保人士和市民提供的线索。
结束白天的巡查后,当晚,楚天都市报记者又跟随队员刘承林前往长江一级支流——柏临河进行夜巡。
上游河道两旁尽是密林,是绝佳的放网地。当晚,一名手持渔网的非法捕捞者和夜巡人员撞个满怀。
通往河边的岔道口,虚虚实实掩盖着树枝和杂草,不熟悉路的人,极易踩空滑进河里。更不谈密麻的飞蚊,说话间直往嘴巴里扑。刘承林三两步就跨到河边,举着手电筒细细查看,“一般撒网和地笼都会拴在河边的树上,一找一个准。”
“电鱼和非法捕捞人员特别擅长打游击,我们巡查的规律就没有规律。”谢顺友说,江豚喜欢在哪里玩,哪里小鱼多,非法捕鱼的高发地段在哪里,他们都一清二楚,“算是把祖祖辈辈在江里练就的一身本领,又还给长江了。”
现在,协助巡护队已有10名队员,每两人一组,24小时不间断地对葛洲坝以下30公里的中华鲟核心保护区进行巡护。平均每人每天巡护两小时,超20公里的距离,一年下来每人累计航行巡查超过7000公里。
“2008年,胭脂坝水域发现2头江豚”“2012年,胭脂坝水域监测到3头江豚”“2017年,宜昌江段监测到17头江豚”……渔政部门记录着这些可喜的变化。更让协巡队员开心的是,去年在宜昌江段发现了一头新生的小江豚。
“证明江豚在我们宜昌安家了!”老谢说,“只要江豚愿意来,我们保证为他们守好这个家!”
和谢顺友一样,刘军、何保兵、刘承林、杨泽运、杨年雄都是第一批加入江豚协助巡护队的老渔民。自入队后,没有一个人离开。
长江荆江段,九曲回肠。和石首城区隔江相望的天鹅洲长江故道湿地,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鹅洲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月28日正午,楚天都市报记者赶到天鹅洲保护区时,巡护员陈俊正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监控屏幕。
“快看!两只,三只,可能有五只,还有个小家伙。”郑家台水域平静的江面上,一只青黑色的精灵从水中跃出,三四个同伴和它一起飞舞。
保护区12人巡护员队伍里,包括9名巡护员、3名执法管理员,其中还有6名转产渔民。47岁的王和松就是这里面一员。
陈俊参加渔政工作时,王和松还以打渔为生。那时候,王和松正是陈俊重点盯防的对象。
祖祖辈辈是渔民,王和松是“泡在江里”长大的。他记得,第一次看到江豚是10来岁时,跟父亲一起在江里打渔,“一条黑色的大鱼,离我几十米远,高高地跳出水面。”后来,他才知道,那不是鱼,是哺乳动物,要跳出江面呼吸。
小时候,他经常和江豚邂逅。可等到长大开始独立打渔时,江豚却越来越难碰到了。
1990年,天鹅洲保护区成立,第一批5头江豚从长江引入天鹅洲故道,王和松参与了围捕引导的工作。
“为了不伤害它,特制的鱼网网眼只有3厘米,防止身上的鳍钻进网眼里受伤。”自己赶的鱼成了保护区江豚的“元老”,王和松感觉很自豪,他经常跟别人说,故道里最早的几头江豚是他赶过去的。
后来,故道里的江豚数量逐年增多,从原来的5头增长到现在的80多头。王和松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2017年下半年,长江开始禁渔,渔民们洗脚上岸,另谋生路。2018年元月,王和松成为协助巡护员。依旧在江上工作,只是不再正式打渔。
当协助巡护员比起打渔,收入少了一大截,日晒雨淋的苦却一点没少。“虽然收入少了,但国家政策好,把我安置过来有份工作,每年还补贴一点生活费,很踏实,不用偷捕鱼担惊受怕了。”王和松说。
进入汛期,江豚活动空间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风险。特别是一些洲滩、树林被淹没区域,江豚容易被困在枝杈之间。
7月28日下午,记者跟随巡护队员一起巡逻。队员们将小艇开进被淹没的树林间,他们探着身子,伸出网兜,将浮枝一点点捞起来。碰到网兜扯不动的,就伸出手去扒,稍不注意,一根带刺的枝条刺破了队员的手。但他们像没感觉到一样,伸手在江里涮一涮,继续干活。
更难的是和违法捕鱼者较量。除了斗智斗勇,更多的时候需要苦口婆心。因没有行政执法权,协助巡护员只能以劝导为主。去年5月的一天,王和松和队友在江上巡护,发现5名男子在岸边钓鱼,“全部是能甩几百米的海竿,很容易伤到江豚。”
王和松苦心劝导,对方不予理睬,怼他:“你管得着吗?我又不是石首的。”讲理讲法一个多小时,没有效果。王和松叫来了陆地巡逻的同事帮忙劝,依然没用。对方甚至大骂起来。最后,保护区协调了公安人员赶来,没收了10根鱼竿和其他钓具。对方临走还瞪眼威胁:以后小心点。王和松这一趟巡护下来,足足5个小时。
天鹅洲湿地上除了江豚,还有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麋鹿,目前正处于繁殖期。“天鹅洲保护区核心区内人少,麋鹿比人多。”巡护员张玉铭说,现在区内有麋鹿1050头左右。
“最开始在地面用望远镜观测,现在用无人机。”他说,保护区应对洪水已经有了经验。分区种植玉米、黄豆、苏丹草等麋鹿喜食的农作物,作为应急饲料基地。一旦食源不足,就打开基地拦网,供麋鹿采食。目前,保护区10多处应急饲料基地的拦网已经撤除,可保麋鹿们吃喝无忧。
长江支流淯江河,浪大水急。一艘插着“宜宾长江鲟协助巡护队”旗子的防汛冲锋舟,在江中摇晃前行,开船的李基奎紧握船舵,打起十二分精神。
“看到了!人还活着,那边!”半蹲在船上的王明洋奋力起身,抽起半截插在水里的竹竿尖儿,往前方指。守在岸边的人群高呼“有救了!有救了!”
20岁的王明洋是宜宾长江鲟协助巡护队的一名志愿者,7月17日当天,他与协助巡护队队员李基奎在长江上游巡护时,临时接到搜救落水人员的指示。老人被救上来时,已被江水卷了3公里。
“那天是江安县第一次洪峰过境,我们安排了2只冲锋舟在上游巡查,提醒附近居民注意安全。”宜宾长江鲟协助巡护队队长周涛说,巡查队不光守护长江鲟,汛期还协助防洪。
今年7月31日,正好是宜宾长江鲟协助巡护队成立两周年。这是长江上游最早以保护长江鲟为主的协助巡护团队。沿长江干流38.5公里的江安县水域,是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核心地带。两年来,周涛带领队员和志愿者们,已解救出439尾长江鲟,还有126尾胭脂鱼、大鲵、岩原鲤等其他珍稀鱼类。
目前,巡护队队员有6名,专业志愿者12名。还有一位特殊队员,5岁的搜救犬“子弹”。2016年,周涛在四川警察学院参加应急救生员培训时,一眼看中了这只跑起来像子弹一样“嗒嗒嗒”的史宾格犬。
“子弹”的父亲“猪猪”是中国最早一批应急搜救犬,也是四川省唯一一只获得功勋奖章的搜救犬。而“子弹”也是战绩斐然,不仅参与长江鲟协助巡护,还和队友们协助公安部门发现26具江中遗体。
配合有关部门打击非法捕捞,确保长江生态良性发展,对于周涛来说,这既是联合渔民成立协助巡护队的工作宗旨,也是完成自己的心愿。
2003年,周涛在离江安十公里以外的白沙湾的江岸边,见过世界上“最后一只白鲟”。从那以后,装在白鲟身上的定位器再也没有反馈过信号。周涛没放弃对白鲟的找寻,他告诉队员,在协助巡护时要多留意江心里的大型水花,要多和沿江村民保持联系,问问有未曾发现体型较大的鱼类。
“我是江边长大的孩子,那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白鲟,我永远忘不了那满身银灰色的光。”周涛说,他和队友们坚信,白鲟一定还生存在某个水域,他也总希望现在所做的,能为以前弥补些什么。
白鲟、长江鲟和中华鲟,是长江最古老的三种鱼类。2020年初,白鲟被科学家宣布灭绝,而长江鲟自2000年以后,也停止了自然产卵活动,并在2010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升级为极度濒危物种。
52岁的协助巡护员蒋礼义站在船头,双眼扫视江面。许多看似不起眼的东西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插在湖水里的竹篙,下面可能是废弃的渔网;两个空饮料瓶绑扎的浮标,下面可能是绵延一百多米的地笼。
这些都必须及时清除,否则就可能伤害到他们每天最希望碰到的“微笑天使”——江豚。
作为江西省人口第一大县,鄱阳县境内有鄱阳湖大约五分之一的水面,也是江豚保护区的核心区域。2018年,鄱阳县江豚协助巡护队由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和鄱阳县农业农村局合作成立,除了队长蒋礼义,其余5名队员之前的身份都是鄱阳湖的渔民。
作为鄱阳湖流域首家江豚保护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是原渔政局工作人员的蒋礼义在招募队员时,特意要求寻找熟悉当地水域地形、捕捞工具,在渔村里有威信的人,这样才可以管住违法捕捞的渔民。
在今年3月1日鄱阳湖全面禁捕之前,当地渔民一年“靠水吃水”的收入可以有十几万元。加入巡护队后,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
队员毛国启说,不是没有动摇过,特别是有时候制止违法捕捞的正好是本村的熟人,他们也会挖苦:“你自己都只拿那么一点,还管着我们不让捕鱼?”
但是他们对鄱阳湖、对江豚有感情,“十几岁就跟着大人一起在湖上打渔,30多年前还能看到成群的,到后来,很少能看到了。”和江豚一起变少的,还有渔民的收获。队员朱合文说,再不做点事,鄱阳湖里的鱼就要被打完了。蒋礼义一直在鼓励队员们:“如果我们半途而废,就让违法捕捞的人看了笑线点,队员们分成两组,展开巡护,不论寒暑。巡护队员平均岁数是50.5岁。一开始,这些和渔船打了几十年交道的队员们也不习惯新的工作模式。每天要在巡护APP上签到,完成记录工作,特别是遇到江豚时,要用手机留下视频和图像资料。而现在,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能娴熟地操作手机,录视频,拍照片。
江豚出现的迹象,他们早已摸得熟门熟路:江豚的尾巴不像鱼是左右摇摆,而是上下拍动,只要看水花,就能知道水下是否有江豚;江豚进食的时候会把小鱼赶到一起,这会引来江鸥。
“江豚群就像一个家庭,一般3只以上一起活动,至少都会有一只小豚。”蒋礼义说,他巡湖时最喜欢看到小江豚的身影,这说明江豚开始在繁衍生息。
每年10月到第二年的四五月份,是观豚的理想时间。今年5月4日,毛国启在巡湖时,就曾拍到50多头江豚出没的壮观视频。在视频里,还能听到他当时的欢呼声。
湖水的涨落对江豚影响很大。汛期虽然水面开阔,但有废弃的渔网、漂浮的垃圾,还有偷捕的人布下的地笼,这一些都会对江豚构成致命的伤害。
退水时,江豚有可能搁浅。一年要接受两次专业训练的队员们,专门在船上准备了药箱和软垫,用于抢救搁浅的江豚。而在枯水期,江豚又会面临活动空间受限、食物不足的问题。
去年11月,为了让枯水期的江豚有充足的口粮,蒋礼义和队员们多方奔走,采购了4000公斤江豚爱吃的活鲳条鱼,运到湖中心投放,从早上5点半出发,忙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
2012年,蒋礼义曾参与过营救搁浅江豚的行动。当时洪水退去,3只江豚在鄱阳湖的饶河支流乐安河搁浅。蒋礼义在中科院武汉水生所专家的指导下,不断地向江豚身上浇水。出水的江豚,皮肤像初生的婴儿一样柔软而脆弱。为了不弄伤它们,蒋礼义和同事小心翼翼地用软垫把它们包起来,转移到深水区域。他还记得,自己能清晰地听到江豚艰难呼吸时发出的“呼呼”声。
而2017年2月,那场非常关注的江豚“康康”大搜救,让蒋礼义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2月16日,他们终于发现了“康康”的踪迹。蒋礼义当时就在现场的渔船上,他们准备用渔网把江豚网住,送往武汉治疗。但它却从网底溜走,再也没有出现。
为及时拯救被困江豚,巡护队在今年汛期发出了一则“悬赏通告”,鼓励沿岸村民,如果在退水后发现受困、搁浅、受伤江豚,及时报告至江豚保护协会,将给予800至1000元的奖励。
蒋礼义说,从感情上来说,他希望这份悬赏永不兑现,所有江豚都平安度过今年的洪水。
7月29日中午,岳阳县东洞庭湖城陵矶站的水位达到17.13米,超过保证水位2.11米。岳阳洞庭湖护豚协助巡护队城陵矶站站长彭向明站在公务船的舱口甲板上,望着西北口出湖巡护的那艘快艇。
“自2019年12月20日零时起,岳阳县东洞庭湖水生生物保护区水域,永久性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彭向明说。
2017年6月岳阳洞庭湖护豚协助巡护队成立 ,巡护东洞庭湖13.28万公顷的水域,巡护对象包括江豚在内的所有水生生物和野生动物。全队目前一共20名队员,其中17名是上岸渔民,3名是。
和偷捕者打交道是常有的事,最难的却是碰到亲人。“抓过外甥一次后,全家人都不搭理我了。”队员周界武对记者说。
2017年的下半年,周界武和队友驾驶冲锋舟巡护时,发现湖心有两个红点闪烁。
“快,打灯!”周界武大叫,顺着强光手电照过去,两个身穿黑色涉水裤的人站在木船的一头一尾慌忙收网。“不要跑!”巡护冲锋舟嗖地飞了过去。
此时是半夜十二点,周界武和队友逮到两名非法捕捞者。但他没想到的是,其中一名竟是自己的亲外甥。
电瓶、电网、升压器、柴油机,还有200多斤活鱼,眼前的罪证让周界武气愤不已,他训斥外甥,“现场把活鱼都给我放了,渔具都上缴,再去渔政交罚款。”
周界武告诉楚天都市报记者,就因外甥罚款的那1000块钱,他后来被家人亲戚们轮番骂了个遍。
今年3月18日,农业农村部在关于加强长江流域禁捕执法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提到,严格限定钓具、钓法、钓饵,原则上钓具数量一人最多允许使用一杆、一钩。
“一人一杆一钩的‘钓鱼令’让那些热衷‘排兵布阵’的钓鱼发烧友们手足无措,有些钓鱼俱乐部实际上也是我们江豚协助巡护队的重要阻力来源。”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秘书谭格告诉楚天都市报记者。
地笼王、拉拉毫、滚钩、拦河罾、海竿阵,这些专业钓鱼员和渔民的下水“神器”,已然成为了各种鱼类的“天罗地网”。彭向明说,巡护队成立三年来,联合渔政巡查发现并移交非法捕捞案件百余起,配合渔政清理“迷魂阵”2000多个,总长11万余米,救护江豚2次,放生中华鲟1条,胭脂鱼8条。
整个巡护队按照“二加三”的巡护制度,安排两名渔政部门的执法人员和三名协助巡护队的巡护员来参与湖面排查。前者拥有执法证,后者具备协助资格,这种配合,是为了让制止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和实施救援活动更有效率。
“说实话,渔政和巡护队属于较为弱势的部门群体,在巡护的过程中避免不了会发生冲突,被人威胁也很常见。”彭向明说,推搡的不算,曾经就有非法捕捞者故意把巡护人员撞到了湖里,“他们经常反问,我钓个鱼,犯哪门子法啊?”
13岁就随父亲下湖的周界武,和洞庭湖打了40多年交道。小时候,他常常看到四五十只的江豚群,围着圈儿在湖里撒欢。后来,见到的江豚慢慢的变少,更多的是搁浅了的,受伤了的,还有不幸死亡了的,“有的江豚死去的时候,眼睛旁有水滴,像是眼泪。”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近两年,随着长江大保护的推进,洞庭湖的江豚又多了起来,由两位数增长到100多头。
雨后初晴,有江豚在湖心跃过,泛着银灰色的光。周界武和队友们发动巡护船引擎,在养育了他们祖祖辈辈的这片湖水里,迎着阳光,逐浪而去。
据2017年农业农村部长江江豚科学考察数据,估算长江江豚数量约为1012头,其中,干流约为445头,洞庭湖约为110头,鄱阳湖约为457头。考察根据结果得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一下子就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但其极度濒危的状况没改变、依然严峻。
“推动协助巡护工作,一方面能够快速推进长江禁渔之后渔民转产转业工程;另一方面,在渔政主导下,协助建立社会参与拯救江豚的巡护制度,可以弥补渔政执法工作中人手不足、时间和空间盲区等困难。”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王利民介绍,2017年7月,为推动“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的落实,逐步解决渔政管理部门“人少、事多、面广”等困难,在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的指导与授权下,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和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等单位发起“协助巡护”项目试点,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和阿拉善SEE基金会提供项目相关的经费支持。
2017年7月至2019年12月,在东洞庭湖、鄱阳湖(湖口县、鄱阳县、九江市濂溪区)、长江干流(宜宾段、宜昌段、安庆段、扬州段)和湖北省何王庙江豚保护区、湖北天鹅洲豚类国家级保护区、湖北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际级保护区等11个重点水域,开展主要由转产转业的渔民组成协助巡护队来保护水生生物与栖息地的相关项目试点,由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授牌“协助巡护示范单位”。
“协助巡护开展以来,在江豚、中华鲟和长江鲟等长江ECO旗舰物种保护和协助渔政打击非法捕捞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会长李彦亮介绍,2020年开始,协助巡护由项目试点进入制度试点阶段,农业农村部计划在全长江流域推广协助巡护,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吸收退捕渔民转产转业的方式。
目前,坚守在长江及两湖流域的协助巡护员队伍为100多人。李彦亮说,协助巡护是社会参与江豚保护机制的一种积极探索,他希望更多组织和个人参与到协助巡护中来,壮大协助巡护力量,“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真正落实长江大保护,才能守护好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好母亲河的生态。”
”的由来2007年,国际巡护员联盟成立15周年之际,7月31日被正式设立为“世界巡护员日”。此后每年7月31日,全世界内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支持者都会庆祝这一天,向工作在第一线的巡护员表示关注和感谢,并纪念在工作中受到伤害甚至献出生命的巡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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