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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王善云从重庆开县到深圳闯荡，当起了挥动榔头的建筑散工，成为深圳第一代来深建设者。20年后的春节，老王踏上回家的路途，手头攥紧的全部积蓄仅有1万多元。CFP供图
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来深圳打工，但在养老保险制度出台很多年之后，很多企业依旧未依法为员工参保，直到近几年执法逐渐严格，企业才开始为员工参加社会保险。而现在，深圳第一代建设者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参缴社保年限不足15年。
按照有关政策，在深圳养老保险参保满10年才可以在这里办理延缴延退，累计缴满15年后能够轻松的享受退休待遇。没买满15年，就只能把养老保险关系转回老家，或者办理退保。
“我们老了，也想休息，却什么都没有”，第一代“深圳人”的曾冬连不断地重复着，显得特别无奈，“年纪大了，做什么都辛苦，要不是一无所有，谁还会打工”。
在宝安区石岩街道石岩影剧院前，她为了清扫街道旁边的一个塑料包装袋，将一只脚踩入了沙堆里。接着，她脱下镂空的凉鞋，习惯性地抖了抖，把沙子倒出来，她黑白分明的脚掌在橘红色的工作服映衬下格外显眼。
这是52岁的曾冬连做环卫工人的第二个年头。由于长期在户外工作，被太阳暴晒，鞋子遮挡不住的脚掌部分已经近乎褐色。
“我们老了，又没什么文化，只能出来扫地”，本应退休的曾冬连，在她持续工作了17年的工厂倒闭后，由于社保缴费年限不足15年，无法享受正常的退休养老待遇。为了生活，她只能退而不休，继续工作。
曾冬连1995年从老家湖南来到深圳，是深圳第一代农民工。跟着时间推进，这一批人渐渐老去，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然而很大一部分人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面临着“老无所养”的困境。
每天早上9点左右，曾冬连穿着橘红色的工作服，戴着斗笠，从出租屋里出发，走路前往石岩街道万联商场附近，跟她最亲密的工作“伙伴”见面。
那是一辆绿色的小推车，小车上装着扫把和垃圾斗，把手上还挂着一个红色的编织袋，用来装可回收的垃圾。它和她一起，每天来回穿行在宝石南路吉祥路至田心大道路段。
1995年，曾冬连跟随哥哥嫂子来深圳打工。当时她进了一家制衣厂，开始做剪线头的工作。“工资都是计件的，工人们都抢货做”，经常抢不到活的曾冬连只好转做杂工，熨烫、剪线年，离家两年的曾冬连第一次回老家。进门时，7岁的小儿子已经不认得妈妈，看见她就跑开。当她再次离开家门去深圳打工时，小儿子对她说：“你走就走，我不要你了”。
但为了两个孩子的学费，曾冬连选择了再次离家，她的第二份工作仍然在制衣厂。这一次，她做了17年。当她最后一次从工厂走出来时，她觉得“好像掉了啥东西找不到了”，突然有些不舍。
伍忠芬也是深圳第一代农民工。1984年，19岁的她为了躲避家人的逼婚，偷偷拿了家里一袋稻谷，换得从老家广西玉林到深圳的路费。来到深圳观澜后，31年间，伍忠芬都在这里工作、生活，她先后三进庆盛制衣厂，成为厂里工龄最长的员工之一。
“还记得1984年刚来时，这里到处都是田和山，草很高、路很窄”，伍忠芬回忆道。观澜发展至今，无论是从人口还是面积来看，已经成了一个“巨无霸”。而已经划归到龙华新区的观澜街道也在不久前，经市政府批准，一分为三，变成了现在的观澜、观湖、福城三个街道。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易凤娇表示，第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顽强拼搏、勇于付出的精神值得学习，现在深圳市漂亮的建筑很多都有第一代农民工辛勤的汗水，他们对于深圳市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中午一点半，曾冬连锁好自己的小推车，准备回家吃饭。在几百米之外的出租屋中，丈夫早已做好午饭等她回去。
丈夫李叔于2007年来到深圳，目前和曾冬连一起，做着环卫工作。他每天凌晨五点上班，负责清扫宝石南路一带的垃圾。10点半结束上午的工作后，李叔就去市场买菜，回家准备午饭。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从年龄层次来看，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超过4600万人，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曾冬连工作的制衣厂于2014年倒闭，当时厂里剩下65人中，大部分都已经年过四十，超过五十岁的员工都有9个。
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来深圳打工，但在养老保险制度出台很多年之后，很多企业依旧未依法为员工参保，直到近几年执法逐渐严格，企业才开始为员工参加社会保险。曾冬连工作的制衣厂直到2006年，才征求工人缴社保的意愿，为工人办了社保。
按照有关政策，在深圳养老保险参保满10年才可以在这里办理延缴延退，累计缴满15年后能够轻松的享受退休待遇。没买满15年，就只能把养老保险关系转回老家，或者办理退保。
去年8月，中山大学法学院讲师黄巧燕带领法律诊所的学生参与了一项民间调研，了解即将退休的在深农民工保障情况。在他们接触的200多名工龄15年以上的老工人中，仅有一半的人缴满10年养老保险。
一直参与劳务工服务的志愿者苏媛说，“很多地方职工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尚未对接”，农民工们面对的是“转回去缴不了，取出来又不甘心”的尴尬境地。
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表示，深圳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问题不可忽视。深圳市在中国是最发达的经济城市，有1829亿元的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这其中，深圳第一代农民工的贡献不可忽视。
已经到退休年龄的曾冬连没办法继续缴纳社保。目前她只能一边继续工作挣钱养家，一边通过法律途径争取权益。
现在上了年纪的她，在炎热的工作环境中，每次清扫完一段路程的垃圾，都要停下来擦一擦汗，用头上的斗笠给自己扇扇风。
“我们老了，也想休息，却什么都没有”，曾冬连不断地重复着，显得特别无奈，“年纪大了，做什么都辛苦，要不是一无所有，谁还会打工”。
从石岩街道步行街往巷子一拐，走进一栋农民房，上到五楼左手边第一间房就是曾冬连的住处。
这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出租屋，屋里基本上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张上下铺铁架子床、一张长条桌子、一个衣柜，加上两三个塑料板凳。架子床上铺堆满了生活用品，多半是旧衣物，最外面放着她和丈夫上班穿的环卫工作服。下铺挂着破旧的蚊帐，这宽一米不到的床铺就是曾冬连夫妻休息的地方。
再往里走是一个小小的厨房，单灶液化气上面放着一个小锅，液化气瓶、两个高压锅等厨具整齐地摆放在灶台下面。一包盐、两瓶酱油，这是她们家仅剩的调味品。
这里曾是曾冬连夫妻加上两个儿子的栖身之地，后来两个儿子找到工作搬出去住了。在这个略显拥挤的“家”，她们已经住了10多年。
“来深圳20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不想回去”，曾冬连说，老家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买个东西都要坐很久的车。在深圳，生活方便多了，丈夫和孩子也都出来了，以后想在深圳养老。
就像曾冬连一家一样，深圳市第一代农民工中，很多人在深圳扎根，或成家生子，或逐渐把共同生活的亲属接到身边。
伍忠芬从1984年来到深圳后，曾在1989年和1992年先后两次回老家生孩子。生完孩子后把孩子带到两岁左右就把他们放回娘家养，自己又来到深圳上班。后来，他们全家四口人都搬到了深圳。
庆盛制衣厂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工人到了退休年龄，愿意继续工作的话可以留下来，不愿意的，厂里一年补200元。而伍忠芬觉得200元太少，决定继续留在厂里工作。
家庭成员的增加，给这个寄居他乡的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欢乐。同时不可避免的是，花销也在增加——尿布尿片、新衣新鞋，隔代亲的奶奶想给孙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已到退休年龄，她随时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借口被工厂解雇，靠着儿子媳妇加起来不到3000块钱的工资，伍忠芬不知道该如何养老。
“深圳市生活条件好，想把孙子在自己身边带大”，现在孙子成了伍忠芬每天上班的动力，一下班就立马跑回家跟小孩玩。
深圳市是一座包容的城市，翟玉娟认为，要给长期在深圳务工的农民工一个政策的开放窗口，不能完全堵死，“无论核算标准是什么，最后需要补缴多少金额的养老金，都应该有机会得到平等的对待”。
来自湖南岳阳的黄伍香2015年3月到了退休年龄，由于养老保险尚未缴够15年的期限不能领取养老金，今年又与工厂签订了1年的合约，继续着早上八点半上工，加班到晚上10点，一周6天的辛劳工作。
“我们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不懂政策，知道政策之后也要看工厂的态度”，黄伍香在某胶贴制品有限公司做丝印工已有16年，但工厂自2003年12月才开始为她以及同批的工人缴交社保。
今年3月，黄伍香在社保局办理退休手续的时，被告知不符合领取退休金的要求，社保局还出具了不予补缴的相关回函。
“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法律和法规是怎样规定的，而是在于怎样执行的”，翟玉娟表示，现在的情况是，所提到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及相关国家规定的规定之外，并没有出台具体的细则，而且通常在社保局所遭遇的是不予受理的答复。
广州、惠州等城市近年来出台了相关的补交细则，目前农民工养老问题严峻的形势得到了一定的缓解，而深圳却迟迟不行。苏媛说，“这个实施细则已经拖了至少两年”。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民工群体的情况，易凤娇于去年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从微信公众号反馈以及个人接触来看，她发现有很大一批农民工长期保存了工作合同，可完全验证自己的工作年限，但囿于多年来落实细则仍未公布，并不能补缴自己的养老保险。
“不能让农民工既流汗又流泪”，易凤娇表示，现在深圳市漂亮的建筑很多都有第一代农民工辛勤的汗水，所以农民工养老问题应该尽全力解决，不能懈怠。
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缴满11年零4个月的黄伍香，如果办理延退延缴的线元，而这笔资金，只能由黄伍香自己全部承担。
“如果是没有工作的话，这个钱是根本交不起的”，而且若不是和工厂长期以来建立了良好的联系，也不能申请到这份工，续签的合同只有一年期，黄伍香颇为担心，“明年还不知道厂里要不要留我在这里做”。
5月8日，黄伍香的母亲刚刚因为中风去世，黄伍香甚至没能见上老母亲最后一面。多年在外打工，未曾尽孝，黄伍香本来准备今年3月退休就回到家里，“我老公在家里房子都收拾好了，打算搞一个房间给母亲住”，但退而不能休的困境把她“绑”在了深圳，也留下了终生的遗憾。